2016年，中国经济到底怎么走？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种种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正面临9个超级大变脸。
从宏观经济来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都是总量放缓的过程。也就是说，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
现今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放缓，与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系，例如农村劳动力过剩状况的终结、以及经济从制造业为主逐步转向服务业为主等。
导致中国经济放缓有诸多原因。从供给方面看，之所以增长放缓，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正在放缓，而随着劳动力增长的放缓，要想GDP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实现增长。
从需求方面看，由于家庭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在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住房方面保持异常高的投资率，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两个领域快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终结，从而拖累了经济的增长。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
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
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
中国社会的消费人群年龄正在发生转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消费人群年龄主要是50后，60后，70后，这群人受教育，文化，经济科技的发展影响，消费观念和需求是比较弱的。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80后，90后，00后的消费需求正在成主流，50后，60后，70后的消费需求逐渐变的边缘化。所以说，传统企业要么顺应时代进行自我颠覆，要么就是下一个“诺基亚”。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未来的20年左右，中国人口城镇化率有望实现倍增。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潜力，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未来5-10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面临重大机遇、拥有巨大潜力，并将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扮演重要的历史性角色。
“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
第一，劳动力成本提高了。2008年至今，广东省一类城市（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月提升至1895元/月，上涨幅度达1.2倍。而东莞、佛山等二类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从770元/月逐年上调到1510元/月。
第二，企业的社会成本提高了。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企业公民”，它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社会责任，要付更多的社会成本。
第三，原材料成本提高了。“地大物博”的中国经过30年高增长，猛然一看，我们所赖以维系经济增长的廉价原材料、能源几乎消耗殆尽，
举个例子，辽宁是产煤大省，煤都抚顺、煤铁之城本溪、煤电之城阜新，但现在辽宁是严重缺煤的省份，已经缺口70%多了。
第四，企业的环境成本提高。原来没有环保法的时候，企业随便排放，没有多少约束。而且过去招商引资门槛比较低，按照“欧标”、“美标”不能生产的项目，我们可以引进来生产。现在不行了，小作坊、小矿山、小煤窑，再随便排放不行了。
第五，土地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不断提升，成为中国经济高成本时代的典型表现。一是土地是稀缺资源，越用越少，既然少，那就肯定“贵”，因为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其价格；二是国家对土地“管”得越来越严，不容易获取的资源，价格自然就会提高，成本自然就会提升。
工业经济进入到后期了，接下来是什么经济？清华大学博士后付立春认为，根本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经济。
代表中国经济活力与发展方向的已经不再是钢铁、汽车等制造业，而是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企业，在传统制造业苦于融资困难之时，初创型的互联网服务业却在畅享资本盛宴。
服务经济对就业拉动作用更加显著，能消化制造业增速减缓所溢出的劳动力。据测算每投资100万元，重工业可以提供400个就业岗位，轻工业为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
随着劳动力供不应求时代的来临，企业人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不可逆转。随着老龄化加速，接近2.8亿的农民工总量增速已持续四年下滑，并呈现高龄化趋势。
而这些老年人必须由不断减少的工作人口来支持。这对中国社会将产生三个方面影响：
首先，人口老年化问题加剧导致储蓄率下降，不利于资本深化。早在2000年开始，中国65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老年化社会的来临。
其次，加剧社会债务负担，拖累经济增长。未来养老负担的加剧将迫使更多的资金用于养老支出，从而加剧国家债务负担。
最后，老年化社会改变中国比较优势，加大宏观经济不稳定性。过去中国制造一大优势是成本低，主要是劳动投入低。这种状况正在改变。
2015年1~9月份，单位GDP的能耗同比下降了5.7%，2014年这个数字是4.8%。也就是说，随着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变化，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在不断下降。通俗地讲，“经济黑色的部分在退，绿色的部分在加强”。
所以说，过去五年是中国经济以速度换质量的过程。发电量和GDP增长背离，煤耗的下降和发电量的背离，都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在悄然发生转变
作者：赵筱赟
来源：商业见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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