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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严监管和去杠杆持续推进,我国银行机构在资产迅速扩张的同时,面临着周期性、历史性、体制性和经营性问题和困难,给银行经营管理转型带来巨大的压力,也直接影响不良资产化解和处置效率。对此,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围绕不良资产化解和处置面临的难点和问题,笔者提出了重视顶层设计、完善经营、改进监管和加快政府转型等建议。
现状与难点
(一)当前银行业新增不良抵押类贷款复杂,抵押物处置较难。近些年受国际经济低迷,国内经济下行的影响,出现大批中小经营类借款人还贷能力下降。目前银行系统抵押物85%以上为住宅、商住楼和厂房。目前全国不少地区楼市持续低迷,导致房产拍卖处置变现难度进一步加大。通常,进入执行阶段的法人客户不良贷款,其抵押物常常出现流拍现象,变现难较为普遍,而异地抵押物则更加难以变现。
(二)涉农贷款受历史原因、地方干预等政策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不良“双升”,清收难度大。首先从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看,历史遗留近90%以上的不良贷款,属于农信社清收工作的“硬骨头”,基本无法化解。据调查历史遗留农户不良贷款欠息总额已接近本金额度。其次从时间序列看,近几年地方政府政策和干预是形成不良贷款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农信社不良贷款中约有30%的原因是由地方政府政策性或政府干预形成的,如为振兴地方和发展产业而指令农信社向特定对象农户放贷,形成不良后清收渠道缺失。还有受矿产资源开采、环保等政策变化影响,出现建筑材料、造纸、钢铁、煤炭等高污染行业关停而形成的不良贷款。其中,地方政府关联类和政府公职人员贷款占到大多数,不少县乡级政府和部门不配合清收难度大。
(三)与银行承接的担保公司代偿能力下降,银行清收压力加大。当前国有股本背景的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占所有担保贷款比例约88%,代偿周期由通常的4周时间,无正当理由延长为8周甚至12周时间,对银行清收工作效率影响较大。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地方性担保公司尽管受到市场银行机构追捧,代偿需求上升,但受注册资本金限制,代偿能力下降,出现表面的担保行为,有的担保公司已经基本丧失代偿能力,这将导致企业贷款逾期后,担保代偿无法作为风险缓释手段,而对于新增和续作等担保业务,将直接影响了企业融资的连续性,影响当地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可持续提高。
(四)对不良率的刚性监管政策和要求,影响清收处置效果。银行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刚性要求在促进商业银行遏制不良率上升,加快不良资产清收处置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于不良贷款的形成与化解处置工作涉及部门和环节较为复杂,不良贷款的诉讼和执行、抵押物的评估与拍卖、向保证人的追索与代偿等过程的时间较长和环节较多,在地方司法改革尚未真正到位,加之当前经济下行趋势下,追求单纯的处置进度,势必加大不良贷款处置损失,不必要的增加不良贷款处置成本。
(五)抵押物评估行政化和司法资源稀缺而不足,影响不良贷款清收处置效率。主要是抵押物的中介机构的指定过于行政化,具有垄断特征。目前由法院选定中介机构进行评估拍卖抵押物,而这些中介机构为追求最大经济利益,往往给出相对较高的抵押物评估价值,且绝大部分按收费上限标准执行。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不良贷款清收处置进度和效果。据调查,农信社等涉农金融机构已提起诉讼的不良贷款金额占到20%左右,实际执行预计只能收回近一半。其中还要垫付被告的诉讼费、公告费和执行费等费用,约占标的额的2%左右。此外,地方司法资源较为稀缺,尤其县域司法资源配备的执行人员数量,难以满足执行需要。县域金融案件约半数以上为涉农金融机构案件,呈现胜诉率高但执结率低、实际收效甚微等问题,涉农金融机构不堪重负。
对策与建议
(一)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制度的顶层设计,做好协调处置和配套措施。要完善法律、税收和会计制度与规则,调整不良资产核销标准,强化对不良金融资产投资人的法律保护,明确对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责任,加强不良资产处置新模式的跟踪研究,尽快制定相应的操作规则。要加大对不良资产处置的财政资金支持,加强对处置各环节的监督,防止资产贱卖和非法利益输送,要重视不良资产处置中关停并转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做好人员安置分流补偿,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协调银行与执法部门关系,优化不良资产法律执行环境。
(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升处置效率和不良资产价值。要充分发挥“国家队”资产管理公司的行业经验与专业优势,增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和竞争力,加快培育和完善不良资产流转市场投资主体。探索在资产处置中撬动社会资本,引导证券、保险、信托、租赁、基金等专业公司和金融评估、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公司发挥功能优势,加快债转股市场化运作,提升价值管理空间。
(三)商业银行要拓宽思路,多渠道防控与化解不良资产。从近期看,银行要围绕经济结构调整,锁定高风险行业与客户名单,加大风险排查与预警,进一步健全风控预警体系。灵活运用贷款重组、再融资等措施和手段,及时化解潜在风险。不断创新风险处置手段,综合运用清收、核销、市场化转股等方式,提高存量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从中长期看,银行要在渠道、数据与技术上的竞争力,调整业务结构,发展零售业务,大力发展资产管理、投行等业务,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四)尽快制定和出台不良资产化解和处置的支持政策。要解决当前抵债资产接受和处置环节存在重复缴纳契税、印花税和增值税,导致抵债资产变现难等问题,建议调整税收政策,依照增值情况缴纳一次性税金或适当减免,以提高抵债资产处理效率。要针对农村金融案件多、金额小、涉人多、估评难等问题,建议增加司法执行力量,加快审判和执结速度,实行一次性减半收取诉讼费用,对同质化案件实行简易程序,按件收费等优惠措施。要推动农商行等涉农机构完善差异化信贷政策,建立健全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对于涉农贷款不良率容忍度的目标值适度调整,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弹性机制,不搞“一刀切”和刚性化管制,不断完善配套制度和监管激励约束措施。
(五)加快地方政府转型,发挥协助清收工作的主导作用。地方政府要充分调动纪检、监察和公检法力量,协助清收处置历史债务,对于经营有收入的债务加以协调解决,有效协助履行担保责任,清偿本息。要继续启动公职人员清欠贷款专项行动,组织清理党政干部拖欠银行贷款。要用二次置换等方式对关联类抵债资产价值实现渠道堵塞问题进行化解,盘活抵债资产,减少损失。尽快协助引进战略投资者,推进农商银行改革,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管理体制,贯彻服务“三农”、服务小微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宗旨,提高品牌影响力。
市场参与主体多元 不良资产处置难度加大
在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保持平稳、我国金融体系风险可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稳中有升。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截至去年三季度末不良资产规模达2万亿元。
作为一种特殊资产,有报告预计,今后两年不良资产规模将持续扩容。从区域来看,海南、上海、北京、西藏不良率最低,山东、福建、江西不良率高于市场整体水平且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预计未来两年投资机会将会有所增加。
多因素推动市场扩容
去年,我国积极稳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中美经贸摩擦,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时,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国际贸易面临挑战,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经济中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需求潜力释放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有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影响到实体企业的经营效益,从而影响到与之息息相关的商业银行贷款质量。如果企业流动性出现问题,容易致使违约风险的上升。同时,我国不断加强监管力度,为防止资金空转,严格控制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促使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逐步回归表内。不良标准认定的严格以及考核的加强也促使商业银行出清不良资产的动力加大,为特殊资产投资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有专家表示,供给增加的同时,市场正在逐步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今年不良资产包价格的继续下行是大概率事件。
去年以来,市场不良资产包的价格出现明显下降,高价抢包的现象不复存在,甚至出现了流包现象,市场重新回归理性。主要因素在于投资方的资金约束,流动性趋紧以及融资成本上升,使得资金实力较弱的市场主体出价时不再盲目。不良资产包价格重回3折至5折水平。
市场主体更加多元
当前不良资产市场呈现“4+2+N”的格局。
“4”是指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四大AMC), 在“回归主业”的监管要求下,以不良资产经营为主业的四大AMC持续加大不良资产收购的力度。今年将会继续保持这一势头。
“2”是指每省最多可设立两家地方AMC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已经有60余家地方AMC获批或开业。地方AMC虽然在规模实力方面无法与四大AMC相比,但是其具有的明显本土优势。在经历了这些年不良资产市场洗礼后,逐步发展起来。
“N”是指其他市场主体,包括诸多民营机构以及外资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外资投资更加便利,当前我国不良资产市场的潜力吸引了各类外国投资者入场。今年外资基金参与我国不良资产市场的热度依然不减。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外资机构具有明显的资金优势,在收购不良资产时,资金成本低,具有竞争力。精细化管理也是其一大优势,但是其面临的难点也不少,包括人才问题等。
不良资产与互联网的融合,淘宝、京东、金交所等交易平台兴起,成为市场重要参与者。不良资产行业产业链条更加完善。
有专家表示,随着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市场成熟度提升,市场环境提升,信息透明度增加,有序竞争也进一步提升,交易的公平公正也将提升。
处置难度加大
不良资产是逆周期行业,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正是收持不良资产的良好时期。然而,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置,则面临不小的挑战。
资产处置是指AMC按照账面原值的一定折扣收购不良债权,在资产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价值提升,通过出售或其他方式获益。
AMC在收购大的不良资产包后,按照资产的实际情况进行拆包分解,采用二次出售、自行处置、委托清收等模式,获取处置收益,这种传统的方式仍占主要地位。业内人士表示,在很多资产包中,抵押物主要集中在房产,在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期,必然会影响到处置收益的提升,同时有可能会延长处置周期。
有专家指出,困境企业重整也是传统处置方式之一。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模式处置周期较长,方案较为个性化,时间和协调成本相对较高。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困境企业重整面临更多的问题。
在市场主体增多、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下,如何提高处置效率对AMC的发展至关重要,因而各方不断探索不良资产处置的新模式,包括引入投行思维,通过债务重组、资产重组、并购重组对接资本市场,从而实现退出获取收益。此外,市场化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手段丰富了不良资产处置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有专家表示,实际上,不良资产每一种处置方式并非孤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灵活运用打出组合拳,才能打造更高效的处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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