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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学蓝调
李零说：孔子是条狗。
如果要以动物为喻，我以为法学家当是一只猫。
北京的十月：白天，银杏金黄，枫叶绯红；夜晚，月明星晰。望着天上星星点点，最易引发无边遐思——“法学家是什么？”便是。
北大教授李零先生曰：孔子是条狗，是一条“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孰是孰非，暂且不表。
那，法学家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学的人当然愿意把自己当作“法学家”。但法学家是什么呢？从实然的角度讲，法学家是干什么的？从应然的角度讲，法学家应当是什么样？无论从实然，还是应然的角度，“法学家是什么？”都是对法学家的一种自省和追问。
法学家是什么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回答可以很简单——一个以研究法学为业的群体。但这样的回答无疑等同于没有回答，因为这种回答并没有揭示比字面解释更多的信息。
要正面回答是什么，即从肯定和积极角度往往比较难，但如果采取排除法，从否定的角度来认识也许就要容易一些。因此，我想先思考一下，法学家不是什么？当然这只不过是提问的不同形式而已，因为任何排除都是通过肯定来完成的。
法学家不是法律实务家。法律实务家是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职业人员，是法律制度的实现者和实践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公司法务人员等。法学家们尽管也处理一些具体事务，但不是以此为业，其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与法律实务家有所不同。法律实务是一种操作技术，而且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技术，但凡一种技术，就涉及技术的运用问题，涉及经验的积累，这是法学家所不能的。法学家通常只能提供法律问题处理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法律实务工作者经常会向法学家们提出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如何处理？例如传真件的真伪如何判定？此案因果关系能否成立？被告的过错能否确认？法学家们往往并不能给予提问者满意的答案。只能是抽象而概括的回答，总是，如果怎么样，那就会怎么样？
根据案件的各种具体情形加以判断考量，这是法律实务家的作业，不是法学家的行为。另外，法律实务家，尤其是司法机关的法律实务家必须要考虑当时、当地的司法环境，其中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并基于这些因素进行司法政策方面的调整，而法学家通常是不会顾及于此的，也无法顾及。
法学家不是立法工作者。法学家会提出设想和法案，这些设想和法案是法学家理论研究的结果。但法学家不是立法工作者，立法工作有一套规律，一套技术，是专门一种技术，因此指望法学家们能够提出完整的立法草案是不合适的。当然长期参与立法的法学家也许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其提出的草案比较成熟，这又另当别论。
法学家不是政治家。法学家要考虑政治，但不是政治家。政治家必须考虑一定政治利益集团的利益，从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加以考量。法学家要考虑的是公平正义在法律上具体实现的问题，必须考虑法律内在的结构和逻辑关系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法学家的思考往往显得没有政治家考虑的那样现实和功利，那样灵活。法律是讲形式和程式的，法学家也必然要遵循这样的要求，政治家往往会指责法学家死板和教条，这是不奇怪的，政治家和法学家都应该予以理解。
法学家是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类，因此法学家也同其他人文知识分子一样，从性质上讲也是天生具有批判性的群体，虽然也有建构，但均是在批判之后的建构。法学家审视和批判的是现行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法学家不是唱赞歌的歌手。法学家与说相声的演员，在社会现实批判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马季创造的赞歌式相声注定是没什么市场的。法学家眼里看到的总是现行法的不足——规范过时、逻辑不通、用语不当、概念间不整合、缺乏可行性云云。法学家也要对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唱“赞歌”，但那不是法学家角色的本色要求，而是法律宣传工作者的本职。唱赞歌时，法学家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已经变性。
法学家作为一个批判群体，还要对法律实施的现实状况进行审视和批判，这一点往往是法律实务界不大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其实，法学研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批判，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就是一种批判。法学研究所预设的就是现实的非合理性，法学家是在审视和批判之后去探究新的建构。正如哈佛大学新校长福斯特在就职典礼演说中所言：不安宁和叛逆是塑造未来的关键。当然，法学家们是有分工的，有的批判、解构，有的建构，也有的会反批判，以维护原来解构后的建构。
法学家有自己的价值追求，这就是观点的创新、体系的完善、理论结构的合理、既有的理论的证伪。法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是“自恋”的，——虽然不一定都是自恋狂——观点总是自己的最正确，文笔总是自己的最美。如果不是这样，法学家自身便没有了自信。法学家之间的竞争是激烈的，也可以说是惨烈的，没有新的观点等于死亡，抄袭他人、雷同等于自杀。创新是学者的生命。尤其是在中国，法学家群体数量如此大，给予法学家的资源如此之少。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法学界，各种观点百出，甚至“奇谈怪论”；不少文章文字晦涩，结构复杂，后现代语言充斥。不能否认的是有的文章完全无法让人领会，也许写作者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让他人领会，导致别人无法评价，在理论上，不能评价的东西也许是最好的。我们也应当理解，这些都是竞争惹的祸。法学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法学家在研究中会追求理论的纯洁性、理论的自洽性，有时会到达一种病态的程度，会因为不能获得最简单的、适用所有场合的解释而苦恼，如同哲学家胡塞尔在追求哲学的纯粹结果一样，他说过这就像他小时候磨小刀一样，总是惟恐不够锋利，于是磨呀磨，但有一天却突然发现小刀磨没了。法学家们大都是分析实证主义者，他们会像医生那样对法律制度进行无情地解剖，且要做到显微程度。
法学家是一个群体，是一个有各自专门领域的社会群体。他们有各自的领地和存在。新的人会挤进来，并试图逐步扩展地盘。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必须有自己的专业，专业就是特定的法学家自己的饭碗。专业越细，他人进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自己的饭碗也就越稳固。但也会因为分工的细化，导致法学家个体视野的狭小，且容易因为专业研究过细造成隔离和观点偏执。不要以为法学家对法学问题都懂，其实不然，法学中分工一点也不亚于理工科中的分工。当然，法学中最基本的原理和原则，作为一个合格的法学家应当是知道的。
法学家是一个相互之间“争论”“打架”不休的群体。有的人对法学家们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大相径庭时，往往感到不可理解，人们会说连专家们都不统一。人们以为都是法学方面的“专家”，都是法学“真理”在手的人，怎么也会不统一呢？其实，法学家也有各自的视角，各自的立场，并非都是“真理”在手的人，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谁也不能宣称自己找到和拥有了真理，也不可能有人掌握了永恒的真理。因此观点之间碰撞一定要发生，也应该发生，法学家们提供的不是惟一的观点，法学家只是为立法者、决策者提供可供选择的各种观点、方案，这些观点和方案均有相应的理念、理论作为支撑，都有其相应的假定条件。法学家生活在各种假定之中。
法学家是一个相对中立的社会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学家由于没有“屁股”，不会坐在社会利益群体的那一边，只有“脑袋”。由于法学家没有“屁股”，因此，他们不会受制于“屁股”，更多地服从于“脑袋”，虽然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情感，但不会基于行业、单位、阶层的利益而发表言论。虽然也有人指责经济学家中有人是负有“原罪”的有钱人的代言人，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属于是否被“收买”或“招安”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良心问题。
法学家总认为自己是社会正义的代言人，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并试图为此而努力，但在法学家的个体上却并非都如此。
诚然，法学家虽无整体利益，法学家是“个体经营者”，是“散户”，因此他们也有自己的个体利益。能够更好的生存就是他们的利益，在追求精神利益的同时，他们也要追求物质利益（高额的讲课费、论证费、稿费都是他们所期望的），学术地位越高，精神和物质的获得也越多。他们也会尽量争取话语权，并为此而斗争。法学家希望参与立法和司法解释，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在法律中体现，这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并且希望这种参与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大荣誉和物质利益。
李零说：孔子是条狗。
如果要以动物为喻，我以为法学家当是一只猫。
猫是这样一种动物，它不会理睬主人的殷勤程度，尽管给它猫食，它也不会始终守在你的身边，它有自己的空间，自己游戏，兴致所至，转身一拱腰翘尾便离开了主人，不知何时又会回到你的身边，依偎在你的身旁。它是自由的，没有人用绳或皮带套住猫。猫也必须是自由的，如果不是自由的，它抓不住老鼠。
我们希望有猫的存在。且不管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天上星星点点，弯弯月亮像秋千，我遐想联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