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上市公司股权代持行为效力认定及法律后果

谈到判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无效的案例，大家马上就会想到最高院再审案件杨金国与林金坤案以及杉浦立身与龚茵案。下面我们简要对这两个判例进行初步的分析，尝试从判决书中找寻案例背后的司法审判逻辑。

先代持后上市的模式，已在司法实践中被普遍认定无效。杨金国与林金坤案及杉浦立身与龚茵案中，实际出资人委托名义出资人持有股权均发生在标的公司上市前，且实际出资人明确表示其投资目的为通过标的公司上市获得投资增值，其在标的公司上市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股权代持之事实。由此可以看出，前述两个案件中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均存在刻意规避上市公司相关监管规定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主观故意。法院界定该等股权代持行为违反了规章对于拟上市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的规定，同时延伸至对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安全、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即违反公序良俗而判定无效。

目前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未对上市公司股权代持的效力作出明确规定，法院在认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行为或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时，往往会将结论最终建立在“是否违反金融证券市场秩序，是否违反公序良俗”上。那么，我们在判断是否违反金融证券市场秩序，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时，应考虑的因素有哪些，我们理解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考量。

上市公司股权代持的发生，背后一定有其原因和目的。如代持原因和目的是因股东主体资格不适格、规避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认定或逃避债务等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或逃避法律责任，那么法院很有可能认为实际出资人存在主观恶意，有损公共利益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从而判定代持行为无效。杨金国与林金坤案即体现了这一审判观点。反之，如实际出资人因身体状况等客观情况或为了工作便捷性等目的委托亲属或合作伙伴、其他第三方进行代持，而不存在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或逃避法律责任等情形，亦不存在通过代持规避监管而获得上市公司股票实现投资增值的主观故意，那么在该种情形下法院应结合案件的其他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有会对市场秩序、公共利益产生损害、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协议无效的情形，如无，则应当判定代持有效。

在认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行为或协议是否有效的判决中，法院的论理部分多会提到股权比例问题，如股权比例较小，不属于必须披露或纳入监管的情形，则认定对社会公共利益或其他社会公众股东损害较小，从而认定有效。根据目前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上市公司再融资发行股票时，需对拟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要进行披露及穿透核查。根据《深圳交易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东核查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持股较少和结合持股数量，比例等因素综合判断。原则上，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少于10万股或持股比例低于0.01%的，可认定持股较少。”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案件时，对于股权代持比例大小标准的衡量可考虑参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认定。

在相关案例中，法院认可上市公司代持行为或协议有效，其中有一项重要的理由就是上市公司披露了代持情况，该股权代持情况已向监管机构或社会公众股东进行了信息披露，也从某种程度上理解该股权代持不影响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在股权代持事项已公开披露的情况下，法院会更倾向于认定其有效。

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有效时，法院通常会支持代持股权过户至实际投资人名下的主张，对于属于“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无法办理过户的，则会判决股票所对应的财产权益归属于实际出资人所有；当然，代持期间产生的红利亦归属于实际出资人所有。陈黎明、荆纪国股权转让纠纷案及深圳市兴云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华美丰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意汇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票权利确认纠纷均体现了前述审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