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包人与挂靠人形成事实合同关系，被挂靠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及优先权，不予支持

一、关于岚世纪公司、南通四建公司、黄夕荣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

一审法院（河南高院）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承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的主要义务是支付价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对象，应当是与其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并且履行施工义务的合同相对方，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前提是履行了建设施工义务。如前所述，岚世纪公司与南通四建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而项目开始前黄夕荣即与岚世纪公司接洽并承揽工程，与发包人岚世纪公司就建设案涉工程互相设定权利义务形成了合意，并实际组织施工，承建案涉工程，作为事实上的承包人与岚世纪公司之间就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标的产生了实质性的、真实的法律关系。

本院认为，南通四建公司与岚世纪公司并无签订、履行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黄夕荣为借用南通四建公司资质的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已查明，岚世纪公司原副董事长屈伟证明系黄夕荣与其接洽承揽工程，劳务分包负责人陈建新、张兴成证言、育兴监理公司证明等可证实黄夕荣组织进场施工时间早于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间。历次会议纪要显示黄夕荣及其下属负责人员俞志良、葛学华、施进、张志伟等参与了工程施工。南通四建公司主张派驻的管理人员除安全员时新益外，沈瑞国、赵骞、张帅等人均未出现；育兴监理公司也证实南通四建公司的工作人员除安全员时新益外无其他人员参与工程施工；案涉工程劳务分包负责人陈建新、张兴成在本案第一次一审中出庭作证其受黄夕荣指派进行施工，对黄夕荣负责。上述证据可以证明黄夕荣在南通四建公司中标案涉工程之前与岚世纪公司接洽工程具体事宜，并在南通四建公司中标之前就已进场施工，案涉工程的主要工作人员均为黄夕荣聘请，黄夕荣实际组织了案涉工程的施工。虽然南通四建公司上诉主张项目人员黄夕荣、时新益、张帅、沈瑞国、赵骞等均为南通四建公司指派任命，项目经理王程明也在施工现场履行职责，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在案证据及原审查明的事实不符。

其次，南通四建公司上诉主张黄夕荣在本案第一次一审期间回答法官询问时称“与南通四建公司曾签订劳动合同”，但黄夕荣称“系为支持南通四建公司起诉岚世纪公司所作的虚假陈述，且举证在施工期间其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工作人员、与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存在劳动关系”。而南通四建公司不能提供其与黄夕荣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障证明，也未向黄夕荣发放工资，因此南通四建公司上诉主张其与黄夕荣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在黄夕荣并非南通四建公司员工的情况下，其实施的接洽案涉工程、组织实施案涉工程的施工等行为，不能视为南通四建公司员工的职务行为，南通四建公司与岚世纪公司签订书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后又与黄夕荣签订的《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书》中，要求黄夕荣充分了解公司与业主方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全部条款，严格按照工程施工合同履约，承包全部的合同风险和经济责任，实际为授权黄夕荣履行南通四建公司与岚世纪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权利义务；南通四建公司还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黄夕荣对项目实行管理，提供了南通四建公司的银行账户供黄夕荣使用，为黄夕荣履行其与岚世纪公司之间合同权利义务提供条件。上述行为应视为黄夕荣借用南通四建公司的资质承揽案涉工程，黄夕荣与南通四建公司之间为挂靠关系。因此，南通四建公司主张其与黄夕荣为内部承包关系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

再次，南通四建公司上诉主张已就案涉工程对外支出的有关款项不足以认定为其对案涉项目的投入。本案已查明，其中1300万元为南通四建公司收取岚世纪公司工程款后对外支付劳务队，但南通四建公司借支工程款或收取工程款的行为是在黄夕荣借用南通四建公司资质获得授权后发生，黄夕荣通过南通四建公司账户借取或收取岚世纪公司工程款是黄夕荣借用南通四建公司资质的表现形式之一，岚世纪公司向南通四建公司账户转款的行为，以及黄夕荣通过南通四建公司账户收款后，再通过南通四建公司账户向外付款是必然发生的情形，不能证明其对案涉工程的资金投入。关于600万元钢材款，40万元加气块货款均为汇票支付。黄夕荣诉讼中认可南通四建公司的支付属实，但辩称系其向南通四建公司的借款，结合刘强与黄夕荣的通话录音以及黄夕荣的自认，可证明本案南通四建公司与黄夕荣之间不仅存在借用资质的关系，双方还存在资金及设备的借贷、借用关系，故南通四建公司向黄夕荣借支货款的事实亦不足以证明南通四建公司是实际施工人。本案诉讼之外，南通四建公司与黄夕荣仍可另行解决双方其他争议纠纷。关于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判决南通四建公司及陕西分公司支付案涉工程钢材款400余万元（实际执行5358603元）。本案已查明，该案系黄夕荣以案涉工程项目部名义签订《钢材供货协议》，后因未按时支付货款引发。在该案中，黄夕荣基于南通四建公司的授权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供货方善意信任黄夕荣足以代表南通四建公司陕西分公司，南通四建公司陕西分公司系作为买卖合同主体对外承担责任。南通四建公司履行判决后仍可依据其与黄夕荣内部法律关系向黄夕荣另行主张。此外，南通四建公司还主张其支付税金，但未提交相应票据，而南通四建公司举证的与本案诉讼行为相关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支出等与案涉项目的施工行为无关，本院均不采信。综上，南通四建公司主张其对案涉工程的支出不足以认定为其对案涉项目的投入。

综上，本案中，南通四建公司虽然与岚世纪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实际是将其施工资质出借于黄夕荣用于案涉工程的施工，南通四建公司并无签订、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因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南通四建公司上诉主张其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并向岚世纪公司主张工程价款及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工程款支付的对象和欠付的数额应如何认定。

如前所述，南通四建公司虽然与岚世纪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实际是将其施工资质出借给黄夕荣用于案涉工程的施工，南通四建公司并无签订、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黄夕荣借用南通四建公司的资质承揽案涉工程，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此，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准许黄夕荣以自己的名义向岚世纪公司主张相应施工价款并无不当。本案黄夕荣与岚世纪公司已于2016年8月27日签订工程结算确认书，对工程施工范围、结算依据、工程造价、岚世纪公司的已付款数额、欠付工程款数额等进行确认。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岚世纪公司与黄夕荣对原审认定的欠付工程款金额也均予以认可，本院亦予以确认。因南通四建公司并非施工主体，其虽对岚世纪公司支付情况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黄夕荣与岚世纪公司之间就工程款结算的确认系虚假的意思表示，故原审认定岚世纪公司欠付黄夕荣工程款数额为959477.8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南通四建公司上诉称本院（2018）最高法民终954号民事裁定认为南通四建公司是本案适格主体，应将南通四建公司的起诉纳入本案一并审理，但原审法院未将南通四建公司纳入本案一并审理错误。经查，原审法院第二次审理本案时，已经对南通四建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审理，经审理后认为南通四建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驳回其诉讼请求，故南通四建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954号民事裁定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南通四建公司依据与岚世纪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向岚世纪公司主张与案涉工程相关权利，南通四建公司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岚世纪公司为明确被告，南通四建公司提出了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并应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南通四建公司的起诉符合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条件，不属于民诉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驳回南通四建公司起诉进而驳回岚世纪公司反诉均为错误。原判决驳回南通四建公司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将南通四建公司的起诉纳入本案一并审理。